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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如果说监管严重地约束金融创新，那么这样体系是没有生命力的，必须要留下足够支持金融创新的空间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22日在“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监管改革高层论坛”上表示。他认为，金融监管改革应朝着平衡监管方向发展，即监管不仅是管理风险，更重要的是要给金融创新留下空间。
　　10月22日，由上海高校智库、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、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“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监管改革高层论坛”在同济大学举行。
　　国家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“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”的战略部署。在中国金融业分业时代慢慢结束、2015年股市危机渐行渐远、互联网金融参差不齐背景下，如何实现新旧监管体制转换的无缝和无风险对接？
　　吴晓求教授认为，如何推动中国金融结构性的变动，以及基于结构性变化带来的风险特点，构建一个与大国金融体系相匹配的金融监管架构，这是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两大任务。
　　金融本质上是一种供给，无论是投资者还是融资者都需要一种与他相匹配的一个金融服务。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是要创造出一套让企业、社会可以便捷选择的多元化融资工具，这也是金融创新最重要的部分。而目前国家很多金融监管会约束这种创新。
　　“金融创新基于需求，在客观上就会使得中国金融结构发生变化。目前中国金融结构变革核心是在整个金融资产中，证券化金融资产比重正在逐步提升。”吴晓求表示。吴晓求表示。
　　他认为，随着证券类金融资产的比重提升，国家整个金融监管的重点将会慢慢步入到信息的对称性、透明度的监管。而传统的针对银行类、信贷类金融资金的资本监管虽然还很重要，但是比重会下降。
　　监管政策变化都是基于创新之后结构发生变革的调整。吴晓求认为，类似英、美的大一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并不能完全套用在中国。中国目前这种金融架构还是合适的，他们之间有监管风险分层监管的功能，但微观结构功能层面上是有问题的，对于公共监管设施需要调整，需要从金融监管功能的角度来改革。
　　吴晓求认为，应该重视平衡监管。所谓平衡监管就是，不仅仅是管理风险，更重要的是要给金融创新留下空间。
　　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石建勋表示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必要性、紧迫性是业界的共识，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还存在方案、风险和路线图的争论。石建勋教授认为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有改革试验田。上海金融要素齐全，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开放和创新有比较齐备的基础条件和环境，上海应争取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试验区。